Wednesday, May 24, 2023
秦檜家族墓挖出半截趾骨，石板炸裂坐實明朝奇案，專家：第一次見
秦檜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權奸，因其力主合議，出謀獻策害死主戰派將領岳飛而遺臭萬年，位列古代十大奸臣之一。南宋大儒朱熹對其評價是：「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買」。
或許是預感到死後會遭到世人清算，所以，秦檜生前曾力主扶持自己的兒子秦熺（過繼養子）繼任宰相，以保身後無虞，但未能如願。不過，官至少師的秦熺還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刪改了南宋時期的國史實錄，掩蓋秦檜禍國亂政的真相。
而在秦檜死後，其墓地也做了刻意的隱藏。加上當時無人願意為秦檜撰寫碑文，所以，秦檜的葬地也就成了謎團。世人只能大概知道秦檜葬在了江寧牧牛亭一帶的家族墓地中，但具體位置不得而知。
從1986年開始，考古專家們就在秦檜家族墓地中苦苦尋找這位奸臣。但1986年、2004年發掘的宋代墓葬，最終都被證實並非秦檜本人。2007年開始，專家們又對清修村的秦檜家族墓地展開了考古發掘，共清理出3座墓室。
1、2號墓室因為遭到了盜掘，沒有找到能夠證實墓主身份的任何有價值文物，在清理3號墓室時，專家們意外找到了刻有「宋故燕國太夫人曹氏」銘文的墓誌。顯然，3號墓是墓主的妻妾。
不過，秦檜生前並無姓曹的妻妾，翻閱史料，只有其子秦熺有姓曹的妻子，所以，這座墓葬的墓主應該是秦檜的兒子秦熺。
雖然依然沒有找到秦檜本人，但1、2號墓的考古發現還是引起了專家們的興趣。前文已述，1、2號墓此前已經被盜掘一空，但盜墓賊盜掘的方式卻很特殊。通常而言，從墓室側方挖掘進入是最簡便易行的。
但盜墓賊到挖掘這座秦墓時，卻採取了從棺槨正上方，將厚達三四十厘米的石板鑿穿進入。通過現場殘留的炸裂石板判斷，盜墓賊是用了先火燒然後用水激的方式。這種盜墓方式不僅費時費力，而且很容易暴露。南京市博物館的專家王光明稱：第一次見這種盜掘方式。
除此之外，墓主的屍骸也已不見蹤影，殘留在墓中的只有半截趾骨。歷史上的盜墓往往只是求財，對墓主屍身並沒有興趣。但這伙盜墓賊顯然是在將隨葬物品盜掘一空後，又把墓主屍身拖到了墓外。
那麼盜墓賊為什麼要這麼大費周章呢？這還得從明朝的一樁奇案說起。
據明朝的《千百年眼》記載，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江寧府發生了盜墓大案，盜墓賊挖掘了疑似秦檜的墓葬「獲金銀器具鉅萬」（後被證實其實是秦熺墓）。
盜墓在歷朝歷代都是重罪，而明朝進一步加重了「發冢」罪的處罰力度，毀棄墓主屍身從唐朝時絞刑改為了斬刑。但明朝刑部在收悉案件後，卻對盜墓賊減罪處罰了事，原因就在於「惡檜也」。
如今隨著秦檜家族墓的考古發現，也坐實了這樁奇案的真實性，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盜墓賊會明目張胆的採取從棺槨正上方炸石的方式來進入墓室，而後又對墓主屍身有意損毀。
雖然考古最終證實墓主並非秦檜本人，但盜墓賊和明朝司法官吏的所作所為，還是向我們展現了世人對待秦檜的憎惡程度。
陳其泰 屈寧：論李燾的歷史編纂學成就——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中心
作為中國古代史學史上規模最大的編年體史著，《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自成書以來，一直為世人所推重。周必大稱其「考證異同，罕見其比」。葉適認為「《春秋》之後，才有此書」①。清人既稱讚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②，又嘆服其直書筆法，甚至將李燾奉為宋儒修史第一人。③這些論述對於體察李氏之史學思想和成就，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惜未深入展開論述。近今學者之研究，除集中探討李氏生平學術及《長編》之撰述經過、版本沿革、史料取材外，多從文獻學角度進行訂訛規過。④至於全書編纂學特色，尤其是在編年體史書發展沿革過程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在事實、褒貶、文采等方面的顯著特點，及與同時期《資治通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等同體裁史書之異同，尚缺乏全面考察。而這些問題，恰是本文所要著力探研之處。
一、慨然以史自任
在中國歷史上，時代劇變之際，王朝鼎革之時，往往是私家修史活躍的時期。靖康之禍，宋室南遷，對南宋史家創痛尤深，其憂患意識較之北宋史家更顯深沉、濃郁，史學「垂鑒」、「資治」之用，被最大程度地彰顯出來，極大地推動了當代史的纂修。一時間，李燾之《長編》、李心傳之《要錄》、徐夢莘之《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競相迭出，前後相繼，成為南宋歷史編纂學的一個顯著時代特點。其中，《長編》堪稱私修當代史的前驅之作。
李燾能以一己之力纂成北宋一代信史，上繼司馬光之《通鑒》，下啟私修當代史之先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深厚的家學淵源。李燾，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岩，謚文簡，眉州丹棱(今屬四川)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生人，高宗紹興八年(1138)進士及第，任華陽主簿，在蜀為官凡二十載。孝宗乾道三年(1167)，應薦入京，授兵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不久外遷鄂、蜀、贛等地為官，後往來於京師與地方之間。孝宗淳熙十年(1183)，因修史有功，進敷文閣直學士、兼侍講、同修國史。翌年，病逝於臨安。當北宋之時，文網較松，官修實錄及國史在民間傳抄較廣，加之印刷業的高度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史料的流傳，藏書修史之風隨之而起，至南宋更蔚為大觀。李燾之家鄉四川眉州，即為當時雕版印刷之中心地區，文化氛圍尤其濃厚，其父李中為大觀三年(1109)進士，政和五年知仙井監，後累官至左朝奉散大夫，為政廉直，尤通習宋朝典故，「家藏書數萬卷」⑤。李燾自幼天資聰穎，深受家學熏陶，青年時期即博涉經傳，尤重史學，「如嗜飲食」⑥，「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⑦。又私淑司馬光、范祖禹之學行，素有經世之志。弱冠之年即著《兩漢鑒》。紹興五年(1135)，追念靖康之禍，作《反正議》十五篇，所論皆救時之大務。紹興十七年(1147)，丁憂還鄉，閉戶著書，以為「百官沿革，公卿除拜，皆事之最大者」⑧，乃仿司馬光《百官公卿表》成《續皇朝百官公卿表》，起自建隆，迄于靖康，凡142年。「《長編》之書，蓋始於此」⑨。其後，李燾相繼於孝宗隆興元年(1163)、孝宗乾道四年(1168)、孝宗淳熙元年(1174)、孝宗淳熙九年(1182)累次進呈史稿，凡980卷，又別為《事目》10卷，《舉要》68卷，《總目》5卷，共1063卷。前後「網羅收拾垂四十年」⑩。後人稱其「平生生死文字間」(11)，誠為知言。
此書之撰述宗旨主要有二：一是有感本朝「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分錯難信……家自為說」之修史缺陷，「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於一」(12)；二是詳載熙寧以來之「大征伐」、「大廢置」等「關天下之利害者」(13)。前者體現出其力成一代信史之志，後者則是其歷史垂鑒思想和經世情懷的集中流露。而這兩點，均是李燾治史之主要旨趣所在，「以宋臣言宋事」，既能「繼南、董之筆」，直書其事，又能「援《春秋》之義」，(14)彰善癉惡，殊為難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李燾一生究心於史，與其對官方修史積弊的深刻洞察直接相關。孝宗年間，李燾於兼修國史任上諫言重修《徽宗實錄》曰：「祖宗實錄皆不但一修，此故事也。……神宗、哲宗兩朝(實錄)所以四修、再修，與太祖、太宗(實錄)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略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為辯白也。誣謗雖則辯白，而漏略固在，然猶愈於近所修《徽宗實錄》。……徽宗一朝大典，治忽所關最大，若不就今文字未盡淪落，尚可著意收拾，同力整頓，日復一日，必至是非混亂，忠義枉遭埋沒，奸諛反得恣睢，史官之罪大矣!」(15)內中飽含著對本朝某些身任史職者刻意隱晦、篡改史事之卑劣行徑的強烈不滿。這裡只要聯繫一下南宋初年的史館格局即可明白，所謂「以私意變亂是非」者，當系指秦檜等權貴之臣，李燾既惡其擅權誤國，又恨其淆亂國史，郁怏孤憤之際，「博覽群書，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16)，這一作法，也是南宋諸多有識史家治史情懷的真實寫照。
作為一部宋人所撰最為詳實的北宋史，《長編》成書後，一直為世人所重，後不幸散佚，今通行本乃清代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抄出，重為編次而成，計520卷，然已缺熙寧至紹聖年間部分史實及徽、欽宗二朝全部史事，殊為可惜。不過，李燾之編纂思想、著述體系、歷史見識等，依然清晰可見。以下主要從撰述體例、內容特色、歷史敘事三個方面，對全書之編纂學成就作具體論述。
二、言事相兼，人物突出
作為中國最古老的一種史書體裁，編年體至宋代已臻完備，前有《通鑒》一類的通史巨著橫空出世，後有《長編》、《要錄》、《會編》等斷代史著競相迭出，其在時間和內容上前後相繼，交相輝映，集中體現出史家對這一體裁的偏愛。誠如李燾所言：「事日月年之相系，在史家固良法也!」(17)其年經月緯，無有重複，善於儲存和排比歷史知識的優點，與兩宋史家志存一代信史之著史旨趣，尤為契合。
從編纂學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史家對編年體之運用已相當靈活自如，尤其注重吸收紀傳、紀事本末等體裁優點，以補編年體分散系事、難以展現歷史全景和人物全貌之缺失，成功做到了言事相兼，人物突出。而《長編》在記載時人言論、交代史事原委、刻畫人物風貌方面，尤為突出。
注重記載時人言論，以烘托和指陳歷史時勢，是當代史著述的顯著特點，也是明顯區別於通史著述之處。《漢書》與《史記》相比，其「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18)的撰述原則使其在載錄時人言論方面遠勝於後者。同樣，《長編》較之《通鑒》，亦以突顯時人言動見長。舉凡皇帝詔令、大臣建言、君臣對話，凡關係國運、切中時弊者，莫不詳著之，在鋪陳和烘托歷史背景和歷史時勢的同時，亦巧妙地將個人看法寄寓其中。對此撰述手法，下文會詳作論述。
在記事方面，《長編》往往於重要事目下附載其緣由經過、始末原委，這種「追敘」的手法，《左傳》首開先河，至宋代，更為史家所重。如仁宗天聖四年(1026)八月，詔修泰州捍海堰。對此事之經過，書中記曰：
先是，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溪鹽稅范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災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眾嘩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憂去，猶為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庄，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逋歸者二千六百餘戶。(19)
作為仁宗乃至北宋一朝在治河防患方面的一個重要縮影，李燾以凝練的文筆，將此次修堰緣起、中途所遇阻力、最終通漕便民的結局，有條不紊地一一道來，尤其集中寫出了范仲淹、張綸等人面對雨雪並至、役夫散失等一系列困難挫折，以及反對者之重重刁難，始終不言放棄、堅守河堤的從容與堅毅，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力。
又如仁宗慶曆四年(1044)六月，范仲淹出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一事，書中亦詳載其始末原委：
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緻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20)
作為北宋前期之軍國大事，慶曆新政可謂全書記載之重點。李燾在集中交待出范仲淹、富弼等主持新政者從不懼非議、堅持己見到最終不堪反對派之重重阻撓、謗議詆毀乃至中傷陷害，無奈之下自請外調之苦衷的同時，也將個人態度巧妙地熔鑄於行文之中，其中既飽含著對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之情懷的欣賞，也流露出對新政「規摹闊大」，於重壓之下終難施行的無奈。
這種強調首尾連貫的敘事手法，不僅為李燾所重，也是南宋時期其他史家所慣用的筆法。與李燾大約同時期的李心傳便明確提出「備其始末」(21)的撰述宗旨，稍晚的袁樞則以「區別其事而貫通之」(22)的原則改編《通鑒》，首創紀事本末體。凡此等等，均系晚唐以來「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23)的呼聲在史學實踐上的集中體現，也是兩宋歷史編纂學的一個重要時代特點。
在記人方面，李燾凡敘重要人物之事迹，慣以小傳形式仔細交代其生平經歷，從而凸顯出眾多賢臣良相之豐滿形象和歷史作用。如太宗至道二年(996)四月，朝廷派遣按察使至川、峽諸州考核地方吏治，「多不治者」，惟知遂州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稱職聞」。於此事目下，李燾備載查道之生平要事：
道事母至孝，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下取之，得鱖尺許以饋焉。刺臂血，寫佛經。母病尋愈。及母卒，絕意名宦，游五台，將落髮為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乃從進士得官，為館陶尉。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於是余民大驚，逋稅立辦。
時寇盜尚有伏岩谷依險為柵者，其酋何彥忠集二百餘眾，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懼罪，欲延數刻命耳，其黨豈無詿誤耶?即微服單馬，從仆不持尺鐵，間關林壑間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向。道神色自若，據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24)
從篇幅和行文來看，此段文字不失為一篇精彩的人物傳記，與《宋史·查道傳》相比，亦毫不遜色。其中，侍奉老母、平定民亂二事均為《宋史》之重要史料來源。震驚寺僧、下鄉督稅二事可補《宋史》之闕。而且，敘事流暢生動，無論是負枷秉公，不避權貴，還是深入賊穴，嚴詞警勸，均娓娓道來，毫無拖沓冗贅之感，細緻刻畫出一位事母至孝、清苦建志、清廉耿介、足智果敢的宋初賢臣形象。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六月，右僕射、平章事李沆病卒。對於這位宋初「聖相」，李燾亦以傳記形式載其生平行事，內不乏細緻入微的細節敘述。如真宗即位之初，參知政事王旦責其建言過細，煩擾上聽，李沆以「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之由斥之；及與西夏交兵，面對王旦「安得企見太平」之憂，李沆再以「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之論勵之；真宗問其治國用人之道，以「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答之。(25)凡此諸事，李燾均以樸實的史筆一一道出，集中凸顯出李沆心繫天下、奉公職守、不敢稍懈的直臣風範。
對於李沆立身處世之節行，李燾亦不惜筆墨予以敘述。真宗一朝，「密進封章」似成慣例，而李沆卻深恥之，答上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啟，此非讒即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為之耶?」(26)面對官場之中複雜繁瑣的人際交往，李沆往往退而避之，士人多有歸咎，家人苦心相勸，他始終不以為意，不為所動，慨然答曰：「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希寵獎，此又何足與語乎?苟勉強酬答，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未能也。」(27)其坦蕩胸襟、磊落之風、高遠之志，盡顯無疑。
這種集中記載北宋忠臣良相生平行事的手法，在書中屢屢可見，既彰顯出李燾在「任賢用人」問題上的主要態度，也流露出其對南宋君主重用直臣賢士、遠離奸佞小人進而實現中興大業的深切寄望。司馬遷秉承父親遺命，於《史記》中集中寫出了「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28)；李燾亦不遜前賢，所撰《長編》起到了警醒世人的重要作用。
三、詳載「天下之大利害」
《長編》之史料價值，久為學界所公認。而作為一名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經世情懷的史家，李燾在記載北宋歷史時，並非平均用力，平鋪直敘，而是有明顯的著力點，即如上文所言，重點關注諸如「大征伐」、「大廢置」等「關天下之大利害者」，這既是全書在內容上的顯著特色，也是最能體現李燾著史旨趣和歷史思想之處。
北宋立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危機重重，而最為突出的問題莫過於邊事、吏治、河患三事，而此三者均為李燾在書中重點關注和著力記載的內容。
其一，關於邊事。北宋一朝，始終面臨來自西夏、遼、金等邊境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強敵環伺之下，北宋君臣一直視邊患為首要大事，而眾臣圍繞「戰」與「和」所展開的爭論，亦從未歇止。由於《長編》中徽宗、欽宗兩朝卷帙已散佚，李燾對宋、金關係之記載及看法亦無由得知，然有關宋、夏及宋、遼關係之記載，卻得以完整保留下來。李燾不僅備載戰事經過及議和過程，而且尤其重視通過輯錄時人奏疏的方式，烘托和指陳歷史時勢，寄寓個人的歷史思想。如仁宗慶曆四年五月，宋、夏雙方議和之際，書載韓琦、范仲淹於崇政殿奏對元昊請和事：
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害。……元昊外倚北敵，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奸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元昊未叛時，受朝廷恩信甚厚，尚或時擾邊境，今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畜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29)
此次奏論不僅有力地烘托出議和關鍵時刻的緊張形勢，而且集中體現出以韓、范等人為代表的慶曆革新派在宋、夏關係問題上的重要見解，奏對中對西夏佯為請和，實圖休息之策的指陳，可謂切中肯綮，「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一句，尤能凸顯出有識之士對此次戰爭失利的深刻總結，而他們所提出的「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之策，以及「密為經略、再議兵屯、專於選將、急於教戰、訓練義勇、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項舉措，是思慮周密的兩全之計，李燾不惜筆墨，予以詳載，體現出他對這一邊事策略的高度重視與認可。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之宋、遼交戰，也是全書在記述邊事問題上的重要篇章。李燾除全面交代戰事經過及雙方勝負外，對於關乎戰局態勢走向的關鍵戰役、關鍵人物，更是以詳實的篇幅予以凸顯，顯示出深邃的歷史眼光。
景德元年十一月，臨清失陷，澶州三面被圍，形勢岌岌可危，宋軍意外擊殺遼軍主將蕭撻覽，不僅力挫遼軍銳氣，亦使蕭太后進一步堅定了議和之心。對於這場扭轉戰爭局勢、促成宋遼合議的關鍵戰役，書中記曰：「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御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瑰守床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敵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30)篇幅雖短，卻將戰勢的陡然扭轉，宋軍的頑強抗敵，遼軍突失主帥後的驚慌失措，如實而生動地展現出來，堪稱全書在敘述戰爭場面上頗為精彩的一例。
對於澶淵之盟的歷史影響和寇準的歷史地位問題，李燾頗為關注，在詳細記載盟約達成過程及寇準言行的同時，又於注文中相繼附載陳瑩中、范仲淹等人的看法，指出：「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侮，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寇萊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31)在集中肯定寇準為國遠慮之忠義氣節的同時，亦飽含著對靖康亡國之痛及北宋「守內虛外」之策的深沉省思。
從宋、夏合議到澶淵之盟，從慶曆之侮到靖康之禍，對於困擾北宋的邊患問題，李燾備極關注，而他在處理邊疆民族關係上的態度，從書中所收錄的眾多時人奏言中可見一斑，尤其是仁宗慶曆四年八月，他引范仲淹語曰：「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如欲與敵人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32)綜觀全書，李燾對范仲淹之立身行事頗為欣賞，范氏這段評論宋、夏關係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李燾民族思想的集中體現，概而言之，就是既要重視邊防，不盲目妥協，又不濫施兵革，不勞民以煩。而這一看法與司馬遷所推崇「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33)的策略，杜佑所倡導「來則御之，去則備之」(34)的方針，前後相承，代表了古代進步史家在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上的冷靜思考和理性認識。
其二，關於吏治。唐代韓琬有言：「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35)吏治問題是關乎王朝盛衰的大事。北宋官僚隊伍極為龐大，庸濫之官充斥其中，如同蠹蟲一樣腐蝕國家肌體，雖然有識之士積極諫言救弊，慶曆新政、熙寧變法亦均將整飭吏治、裁撤冗員視為頭等大事，然積重難返，終未解決。對此，李燾極為關注，不僅詳載各時期官吏之遷升黜置情況，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節錄大臣奏論，相繼表達出他對整頓吏治之重要性、具體措施及失敗原因的看法。
在他看來，北宋積貧積弱，「公私困急」局面的形成，與「官吏冗濫」問題直接相關。(36)而「選舉之路未精，補蔭之門太廣，恩倖之路未塞，因緣之弊未除」(37)則是造成這一嚴重問題的具體原因所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九月，其引歐陽修奏論曰：
唐制明經、進士及第，每歲不得過五十人，今三四年間，放四五百人。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者又四五百人。……荒唐淺陋被恩命者，不可勝數。諸科雖專記誦，責其義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長田畝，不習政術，臨民治眾，能曉事者十無一二，歲亦放五百餘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監、刺史、合門使以上，歲任一子；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三歲得任一子。文武兩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數倍。遂使綺紈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孫，皆在仕宦，稚兒外姻，並沾簪笏之榮。(38)
這深刻道出了北宋前期在選拔官吏方面存在的嚴重積弊：在人員上既無明確限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39)，導致各機構嚴重超編；又不加嚴格考核，大開補蔭之門，肆啟恩幸之風，致使「不通義理」、「不習政術」者及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充塞仕途，結果「官愈多而吏愈眾，祿愈廣而事愈煩」(40)，人數愈加冗濫，效率每況愈下。
針對這一情況，他極力強調「省官節用」之重要性和迫切性。仁宗慶曆三年(1043)九月，歐陽修建言裁撤冗官，提出「民之科率十分減九」、「吏員清簡，差遣流通」、「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不過期月，民受其賜」(41)等多條去除冗官之利，對此，李燾詳為輯錄，表現出對這一建議的肯定。至於具體辦法，主要有三：一是加大考核力度，仿漢之刺舉、唐之黜陟使、考課使之舊例及祖宗朝考課院之制，強化按察使之職，「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並行澄汰」，從而達到「其惡者黜，其善者升，中才之人盡使警勵」之目的。(42)二是嚴格控制官吏人數，「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杜絕「人溢於事」現象的發生。(43)三是強調宰相既肩負薦選人才之要責，當盡心職守，無所容阿。其盡職與否，直接關乎吏治風氣的好壞：「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44)所論皆針砭時弊，切中肯綮。
至於吏治改革緣何難以見效，北宋諫官多有論述，而李燾尤重歐陽修之看法：「入仕之門雜，補進之路多，士大夫皆以為患，而言者不為少，事未宣行而物論交興者，何也?蓋僥倖厚者未嘗裁損，恩澤薄者先議減除。……大凡立法自貴者始，則人無怨心。請先自嬪御、宗室及兩府大臣，以至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以上及內臣之家，一切裁減之，十年當見成效。尚循舊貫，不圖改為，而慾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45)宗室貴族、權貴大臣不為表率，整個吏治改革自然難以收到實效。李燾借歐陽修之言道出對北宋吏治改革無功而返之癥結所在的同時，亦飽含著對南宋吏治問題的憂思。
其三，關於河患。治河素來是關乎古代王朝國計民生的大事，北宋時期，黃河先後四次遷徙改道，河決河溢情況屢有發生，進一步加劇了北宋積貧積弱的社會形勢，時人即有「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46)之嘆。北宋治河之爭從未歇止，且與激烈的黨爭相終始。對此國患，李燾同樣予以密切關注，在如實記載各朝河患情況的同時，亦詳為輯錄大臣有關治河之論，表現出深沉的憂患意識。
北宋河患的加劇，除長期以來因河沙淤積而引發決口等自然原因外，亦與北宋君臣無視自然規律、強行「回河」等人為因素直接相關，而後者恰是李燾重點關注和探討的問題。與前代相比，北宋黃河下游已普遍升高，河水改道北流已成必然之勢。仁宗景佑元年(1034)橫隴河的出現，慶曆八年(1048)澶州商胡埽決口，均是明顯例證。嘉祐五年(1060)，更是出現前所未見的東流與北流並存的二股河。面對此種情形，不少大臣不僅視若無睹，而且出於保證汴河漕運和抵禦契丹的考慮，提出堵塞北流、強行東流的「回河」之策，結果事與願違，河患愈加泛濫。如嘉祐元年(1056)四月，李仲昌等強行堵塞商胡北流，導水入六塔河，導致「隘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47)。對於此類人為原因所釀慘劇，李燾不僅於書中有集中記載，而且巧妙地藉助時人奏論表現出個人見解。
如仁宗至和二年九月，他引歐陽修語曰：「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漸壅，乃決上流之低下處，此其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48)哲宗元祐四年(1089)正月，他又引范百祿、趙君錫等人奏論曰：「治水之道無他，惟在順其就下之性而已。……高高下下，乃天地之性，若高者強之使下，下者強之使高，則是逆天地之性。逆天地之性，則必害天地之生民，蠹天下之生物。自古以來，未有如此而能成功立事、興利除害者也。」(49)值得注意的是，真宗以後，河爭之論，不絕於朝，「回河」一派甚至一度佔據主動，得到皇帝支持，然李燾對各種強調回復京東故道之利的長篇大論晦而從略，對於歐陽修、范百祿、蘇轍等反對派的建言卻詳為載錄，其態度已顯而易見，概而言之，就是尊重自然規律，順水之性，引水就下，因勢利導，以生靈為念。為此，他極力反對動輒大興苦役、開河鑿渠之舉，認為不僅於事無補，且「困國勞人」(50)，有「財困力敝」(51)之憂。惟有「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以無決溢散漫之虞」(52)。這一認識，即便現在看來，猶不過時。
除上述所論三個方面外，李燾對北宋財政、練兵、民怨、修史諸問題亦有集中記載，他一生究心史學，並不僅僅滿足於纂成一代信史，而更冀望梳理出一代興衰治亂之跡，為當世取鑒，而這也是全書之重要思想價值所在。
四、歷史敘事特色
中國古代史學素有重視歷史敘事手法，講求文採的傳統。《左傳》以善寫戰爭、外交場面，注重刻畫人物風貌，烘托歷史場景著稱，「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53)，是為簡潔含蓄之美。司馬遷著《史記》，於先秦史事不僅以《左傳》為主要史料來源，在文風上亦吸收左氏敘事特點而有所發展，筆勢縱放而收放自如，文直事核而頗具奇氣，被譽為「史家之絕唱」，是為靈動之美。此後，班固之《漢書》、陳壽之《三國志》、范曄之《後漢書》、沈約之《宋書》等，均不乏文采生動的精彩篇章。及至唐宋時期，隨著著史體例和方法的漸趨成熟，史家愈加重視歷史敘事之重要性，將其視作關乎史書能否傳信久遠的關鍵因素之一，從而在理論方面得出了不少重要認識。劉知幾首次將歷史敘事作為史書審美的關鍵一環提了出來，認為：「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54)宋人吳縝亦將文采與事實、褒貶一同視作「為史之要」，強調「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55)。以兩宋史學而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可謂這一時期以文采見長的上乘佳作，而《長編》作為踵繼《通鑒》之作，在歷史敘事方面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書中無論是對重要史事的敘述，還是對重大歷史場景的烘托，還是對歷史人物形貌和心態的刻畫，均能娓娓道來，顯得從容、緊湊，耐人尋味。
如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五月「吳越納土」事，作為北宋初年的軍政大事，也是宋太宗剪滅各地割據政權、鞏固中央集權的一個縮影，李燾用凝練的文筆，生動地道出了整個事件的始末：
初，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為五十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茶緜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留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俶退朝，將吏僚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56)
此段文字雖短，卻甚為精彩，在詳細刻畫各個歷史人物神色、心境的同時，自然地烘托出北宋國威顯赫、各地割據政權紛紛納土稱臣的歷史形勢。吳越王錢俶謹小慎微、曲意迎逢、心急如焚，盧多遜深謀足智，宋太宗堅定自若，崔仁冀臨危不亂，均表現得細緻而傳神，尤其是文末對北宋和吳越君臣之截然不同心境的強烈比照，尤具渲染力。
另如真宗景德元年宋遼交戰事，對於澶淵之盟促成之經過，尤其是宋真宗於兩軍酣戰之際在親征前線一事上左右搖擺、遲疑不定之心緒的描述，可謂細緻入微。起初，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以遼軍深入為由相阻撓，分別奏上請幸江陵、成都，宋真宗猶豫難決，問寇準。時王、陳二人在旁，寇準佯為不知，怒斥籌劃合議之策者當斬，力勸宋真宗車駕親征，勿可「委棄宗社，遠之楚、蜀」，「上乃止，二人由是怨准。」(57)十一月，遼軍深入南下，逼近澶州，眾臣復提暫幸金陵之議，行宮內人亦勸上速還京師，「上意稍惑」。寇準力排眾議，堅稱：「惟可進尺，不可退寸」，「上意未決」(58)。寇準復聯合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再次入對，共陳形勢之危急，侍御在側的王應昌亦相附和，宋真宗始決意北上。對於宋真宗的「回心轉意」，書中記載尤為詳實、生動：
准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效死。准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敵不難破。准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趨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敵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寇當自退矣。上意遂決。(59)
及至澶州南城，宋真宗「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高瓊相繼「固請幸北城」，「麾衛士進輦」。「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駭。」這幾段記載可以說是全書中頗為精彩的細節描寫，從「上乃止」，到「上意稍惑」，到「上意遂決」，到「將止焉」，到「駐車未進」，再到「乃命進輦」，十分細緻地展現出宋真宗在親征一事上複雜的心理鬥爭，進而映襯出他優柔寡斷、怯懦多疑的性格特點，而其他人物之形貌、節行，如寇準之沉著冷靜、深謀遠慮，高瓊之勇武剛毅、忠貞果敢，王、陳二人之膽小怕事、一味求和，亦一一凸顯，形成了頗為鮮明的對照。宋遼議和之際緊張而敏感的歷史形勢，戰、和兩方博弈對較的歷史場景，亦隨之清晰而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再如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親征北漢，結束五代十國分裂局面一事，書中亦以洗鍊的史筆交待攻討太原這一關鍵戰事的主要經過：「夜漏未盡，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荊嗣率眾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礮，碎齒二，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上每躬擐甲胄，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眾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峰以病卧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論之，北漢主乃降。」(60)此段文字堪稱全書在敘述戰爭場景又一出彩之處，宋太宗鎮定自若、指揮有素，北宋將士奮勇爭先、捨身忘死，雙方攻守激戰，北漢亡國情狀，均有條不紊地展現出來，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
上述所舉數例，乃全書歷史敘事特點的幾個縮影，集中展現出李燾在這方面的匠心。重視文字表述，強調歷史敘事之美，不僅是李燾，也是兩宋史家共同的史學旨趣，他們的著作不約而同地呈現出一種似能再現歷史般的真實感和厚重感。楊萬里稱讀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61)梁啟超稱讚司馬光文筆「飛動」，所撰《通鑒》「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便字字都活躍紙上……百讀不厭」(62)。可謂集中道出了宋代史家在歷史敘事上的突出成就，而這些評價，若放置李燾身上，也是不為過的。
綜上可以看出，《長編》確為一部匠心獨運的史學巨著，在中國古代編年體撰述的沿革過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對此，比李燾年代稍晚的南宋理學家葉適將其視為在撰述思想上最能師法孔子、踵繼《春秋》之作，理由是：
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鑒》雖幸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跡，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鑒》為然爾。(63)
葉適此論，不免有揚燾抑光之疑，但對體察《長編》之編纂特色和歷史地位不無啟發。與《通鑒》相比，其乘時記載當代史事，寓論於史，褒貶自現，確實更近於《春秋》。而且李燾嘗言：「某既不自料，故追光作，將以昭明祖宗之盛德大業，使眾說咸會於一，不敢鑿空架虛，螢惑視聽，固當事事謹其月日，如古《春秋》，乃可傳信。」(64)明言以繼《春秋》為己任。以此來看，《長編》當可視為在著述旨趣上遠紹《春秋》、在內容與方法上近承《通鑒》之作。而且，就編纂體例而言，其記言勝於《通鑒》，記人則較《要錄》更為突出，稱其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內容最為詳實、體例最為靈活的私修編年體史著，是恰如其分的。而李燾不直言《續通鑒》，但謂《長編》，確有謙抑之意。
注釋：
①(宋)葉適：《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中華書局，1961年，第210頁。
②(清)紀昀、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7《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鑒長編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第424頁。
③(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45《書李氏〈續通鑒長編〉後》，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
④有關論著主要有方壯猷：《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劉復生：《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編纂》，《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顧吉辰、俞如云：《〈續資治通鑒長編〉版本沿革及其史料價值》，《西北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張孟倫：《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中華書局，1985年；蔡崇榜：《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史學研究淺見》，《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2期；徐規：《〈續資治通鑒長編〉評介》，見《中國史學名著評介》第2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燕永成：《今七朝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5期等。
⑤(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6《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神道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⑥(宋)樓錀：《攻媿集》卷94《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⑦(宋)李燾：《進〈長編〉奏狀》，(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⑧(宋)李燾：《百官公卿表》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2《經籍考二十九》。
⑨(宋)周必大：《文忠集》卷66《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神道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⑩(宋)李燾：《進〈長編〉奏狀(淳熙九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1)(元)脫脫等：《宋史》卷388《李燾傳》。
(12)(宋)李燾：《進〈長編〉奏狀(隆興元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3)(宋)李燾：《進〈長編〉奏狀(淳熙元年)》，(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4)(清)孫原湘：《天真閣集》卷43《李氏〈續通鑒長編〉跋》，《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5)《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九《請求重行刊修徽宗實錄札子》，中華書局，1957年。
(16)(元)脫脫等：《宋史》卷388《李燾傳》。
(17)(宋)李燾：《漢紀》跋，(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經籍考二十》。
(18)《漢書》卷49《晁錯傳》。
(1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04，中華書局，2004年，第2419頁。
(2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0，中華書局，2004年，第3637頁。
(21)(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中華書局，1956年。
(22)(元)脫脫等：《宋史》卷389《袁樞傳》。
(23)(唐)黃埔湜：《編年紀傳論》，(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42，中華書局，1966年。
(2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9，中華書局，2004年，第831～832頁。
(2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3頁。
(2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3頁。
(2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6，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4頁。
(28)《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
(2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9，中華書局，2004年，第3597～3598頁。
(3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6～1287頁。
(3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98～1299頁。
(3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51，中華書局，2004年，第3692頁。
(33)《史記》卷25《律書第三》。
(34)(唐)杜佑：《通典》卷185《〈邊防〉序》，中華書局，1988年，第4980頁。
(35)(唐)杜佑：《通典》卷40《職官二十二》，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6～1107頁。
(3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4頁。
(3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5頁。
(3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5頁。
(3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5，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82頁。
(4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15，中華書局，2004年，第10082頁。
(4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5～3466頁。
(4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43，中華書局，2004年，第3464頁。
(43)(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44，中華書局，2004年，第10697～10698頁。
(44)(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63，中華書局，2004年，第3937頁。
(45)(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6頁。
(46)(元)脫脫等：《宋史》卷93《河渠志·黃河下》。
(4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2，中華書局，2004年，第4400頁。
(4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1～4372頁。
(4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21，中華書局，2004年，第10196～10197頁。
(5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3頁。
(51)(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21，中華書局，2004年，第10196頁。
(52)(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1，中華書局，2004年，第4374頁。
(53)(唐)劉知幾：《史通》卷6《敘事》，(清)浦起龍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4)(唐)劉知幾：《史通》卷6《敘事》，(清)浦起龍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5)(宋)吳縝：《〈新唐書糾謬〉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
(56)(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中華書局，2004年，第427頁。
(57)(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7，中華書局，2004年，第1267頁。
(58)(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4～1285頁。
(59)(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8，中華書局，2004年，第1285頁。
(60)(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0，中華書局，2004年，第449～451頁。
(61)(宋)楊萬里：《〈通鑒紀事本末〉序》，(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中華書局，1955年。
(6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見《飲冰室合集》第12冊，中華書局，1989年，第27頁。
(63)(宋)葉適：《水心文集》卷12《巽岩集序》，中華書局，1961年，第210頁。
(64)(宋)李燾：《〈百官公卿表〉序》，(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02《經籍考二十九》。
原載：《中國高校社會科學》
從「賭王」何鴻燊身上，我們能學到什麼品質？
2020年5月26日，澳門一代「賭王」何鴻燊離世，享年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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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鴻燊出身於香港赫赫有名的何啟東家族，擁有猶太、荷蘭、英國、中國，多個民族血統。
何鴻燊這個名字的後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頭銜，但是大多數人都願意用「愛國企業家」這個頭銜。小編深深地覺得，愛國，是我們可以從何先生身上學到的優良的品質。
何鴻燊堅持保護並推廣澳門獨有的中西文化，因為他相信這是澳門持續發展的優勢所在，因此，他參與支持澳門各項旅遊、文化、體育活動，其中包括贊助每年一度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澳門藝術節、澳門音樂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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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出巨資購得流落海外的圓明園獸首，然後捐贈給了國家。
2003年初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在美國尋訪到豬首銅像的下落。經過努力爭取，美國收藏家同意將豬首銅像轉讓，何鴻燊捐款人民幣600多萬元將豬首銅像購回。
2007年9月初，何鴻燊以6910萬港幣購得「八國聯軍-圓明園遺物」馬首銅像，並將其捐贈給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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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流落海外的文物回家，心繫的就是國家。
孫中山先生曾說：
「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
其實，愛國是我們的本分，同樣也是我們的職責。而如今，這句話的現實意義尤為凸顯。
國際漢語教師是傳播中國文化的橋樑，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模式，是愛國式的文化使命感。
何鴻燊先生的成就是可望不可即的，我們雖不能達到他那樣的高度，但是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為「愛國」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成為國際漢語教師，傳播中國文化也不失為一種好的方式！
侵犯中原多年的匈奴，最終命運如何
導語：中原大地上最早遭遇的外族侵擾，便是匈奴了。中原人民與匈奴的抗爭持續了幾百年。這幾百年間雙方此長彼消，兩個陣營交戰不斷。
可是到了東漢時期，從郅支單于被漢將斬殺後，匈奴人便消失在了中原大地上，史書中也沒有再記載過匈奴人的入侵，他們到底去向了何方？！
匈奴人來源
自古以來，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就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他們擅長騎馬和射擊，並且勇敢和善於戰鬥。但是如果說射箭最強大的話，那不是蒙古人，而是漢朝的匈奴人。
匈奴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紀。據說夏朝滅亡後，一支逃亡的軍隊到達了北方地區。後來，它逐漸收復了許多部落，逐漸獲得了力量，最終成為長期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即匈奴人。
歐洲歷史上便將這支西遷的匈奴人稱為"上帝之鞭"，阿提拉震動歐洲。可是當日耳曼人等上政治舞台後，這支匈奴人又消失了，只是這一次徹底消失在了歐洲歷史之中。西方學者多數認為，這支匈奴人又回到了中原，併入了蒙古一族，開始了另一次的遠征。
結束語：匈奴人的中原來說造成了諸多的災難，可是間接的這個部落也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他們長年的東征西討，讓東西方文明進碰撞。只是這個部族最後湮滅在了歷史的長河中，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
他們的後人也融入到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成為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魏明帝追封甄后入手，探析曹魏時期孝道的發展情況
中國封建文化的本源，來源於西周的建立，周公建立的宗法制度讓中華文明走上了禮儀之邦的位置。自此，孝道便成為了維繫家庭穩定，以及評判道德品質的重要指標。春秋戰國之時，雖然禮崩樂壞，但是孝道卻很好地傳承了下來，到了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孝道作為儒家學說所提倡的處事方式更是在中國民間廣為推行，終於融入了我們的民族基因。
祠堂中的「忠孝」
不過在崇尚清談，文人思想高度興盛的魏晉時期，人們普遍認為當時孝道的維持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尤其是曹操提出可以招收「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為官之後，孝道的價值似乎在道德體系中第一次來到了比較低的位置。加上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都有過不太遵從孝道的表現，就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於魏晉時期孝道崩壞的印象。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在曹叡執政期間，他幾乎每年都會舉行悼念其亡母甄氏的活動，似乎也是一名孝子。
故藉此機會，我將從魏明帝追封甄后入手，分析孝道在魏晉時期的改變，探析曹魏政權對於孝道的真正看法。
引言
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本來為袁紹之子袁熙之妻，在曹操擊敗袁紹並平定河北之後，他將甄氏許配給曹丕為妻。起初曹丕和甄氏還是十分恩愛的，他們生下了魏明帝曹叡以及東鄉公主。不過後來在曹丕迎娶了郭后之後，對於甄氏便愈加冷落。甄氏對於這樣的狀態抱怨不已，終於惹惱了曹丕，並將甄氏賜死。
魏明帝曹叡
魏明帝曹叡作為甄氏的親生兒子，對於母親的死似乎一直耿耿於懷。由於有傳聞說是曹丕逼死了甄氏，曹叡似乎一直對自己的父親懷恨在心。在曹丕去世之後，他還一直向郭后追問自己母親的具體死因，終於令郭后憂懼而亡。曹叡登基之後，幾乎每年都要舉行祭奠自己亡母的活動，而且追封自己的母親為文昭皇后，甚至還為其建立宗廟，這是之前沒有先例的事情。
《三國志》記載：「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於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魏文昭皇后甄氏
由此可見，曹叡是十分愛自己的母親，並且按照孝道好好盡孝的。但是對於自己的父親卻似乎沒有做到盡孝的責任，我認為這與魏晉時期的文化風氣有著莫大的聯繫，下面就將為大家進行分析。
魏晉清談對於孝道理解的影響
《孝經》是儒家文化的經典著作，在舊時認為是孔子所做，不過後來經過考據認為其應該成書於秦漢之間，在東漢末年，《孝經》一書已經在民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當時的名士何晏，王肅等人都曾為《孝經》做注，由此可見在魏晉時期，孝道還是深得貴族們認可的。
《三國志》記載：「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魏晉經學大家王肅
但是與兩漢的文人不同，魏晉名士們並不是絕對的儒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開始接受老莊學說的影響，而開始重新審視人生的價值以及社會的規則，為《孝經》做注的何晏自己就是清談的創始人。在道家學說的影響下，人們開始關注追求自然的狀態，而不僅僅是遵守既定的規則，對於孝道的解釋也逐漸多樣化起來。
其中最為激進的觀點莫過於孔融在《說孝》中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孩子不過是父親發泄的產物，而孩子與母親的關係也好比內容物與容器的關係，一旦彼此分立，便再無瓜葛。這樣的論調自然無法被當時的世俗道德所接受，而孔融自己也因為出言不遜被曹操殺死。由此可見即使宣稱可以任用不忠不孝之人的曹操對於孝道還是有著一定的底線的。
《說孝》中記述：「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母之與子，亦復奚為？譬如物寄瓶中，出則離矣！」
東漢末年名士孔融
而其他人對於孝道的解釋便更加溫和，只是引用其他先賢的觀點來進行簡單的改良。他們引用的最重要的觀點來自於荀子，荀子認為任何禮儀都要符合人性，如果能夠與人性相契合，那麼即使稍微打破規則，也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的觀點與當時崇尚自然的魏晉名士們的理想狀況相符合，因此這也成為了孝道在魏晉最主流的解釋。
《荀子》記載：「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似乎曹叡由於父親死於盛夏，酷暑難耐而不去送葬的行為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
內心情感與孝道表現的統一
在中國古代多為家長制，家長在家中有著至高的權威，因此父親更多是以嚴厲，疏遠的角色出現在親子關係之中，而母親則多是承擔子女感情依託的角色，這也讓中國傳統家庭中形成了「嚴父慈母」的典型家庭結構。
《禮記》記載：「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在這樣的家庭關係下，子女們勢必與母親的感情更為親近，在帝王家，皇帝與子嗣之間要保持適當的距離，還要維持為人君者的尊嚴，因此父子之間的距離感更甚於平民人家。而前面我們提到，在魏晉時期，人們追求自然，追求情感的釋放，而且對於孝道的評價標準從是否按照禮制，變更成為是否符合人性與自己的感情。那麼曹叡對於祭奠母親的熱衷與其對於父親的冷漠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釋。
魏文帝曹丕
前面提到，曹丕賜死甄氏應該在曹叡的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陰影，從此曹叡與曹丕便漸漸疏遠，感情不深，自然祭奠不勤。而母親作為曹叡心中一直難以邁過的檻，他必須用積極頻繁的祭奠活動來試圖彌補母親遭受的苦難。加之其本身與母親就較為親近，這樣的行為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國志》記載：「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踴，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閏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文德郭皇后
而且在當時的社會制度背景下，人們普遍與自己的父親比較疏遠，因此民間也有更加重視母親喪葬的風氣。曹叡在郭太后去世之後，也以很高的規格安葬了這位可能造成其母親死亡的人，並且大為哀傷。當時的社會風氣從此也大致可以體現出來。
孝道取士的延續性
雖然曹操提出了唯才是舉的人才選拔方針，但是在曹魏時期，能夠恪守孝道的人依然會受到君主的賞識，這其中也體現出了魏晉政府對於孝道依然有著相當的重視程度。
陳宮作為曹操的舊交，在臨死前讓曹操代為照顧自己的老母與子女，曹操欣然允諾，並且評價陳宮為高潔之士。而在曹操屬下張邈叛亂之時，張邈將畢諶的父母妻兒全部劫走相要挾，畢諶只好跟隨張邈一起反叛，而在後來畢諶重新歸順曹操的時候，曹操也由於他是出於孝心反叛而不予追究。
呂布謀士陳宮
至於曹家宗親曹休，他在戰亂中為了保全母親的性命，便南渡到了東吳地界，在後來回歸中原的時候被曹操稱為家族中的「千里駒」，而到了曹丕在位期間，曹休的母親因病去世，雖然曹丕禁止他為母親服孝，給他酒肉，奪走他的喪服，但是內心還是對他至孝的表現感到十分欽佩。
《三國志》記載：「曹休字文烈，太祖從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由此可見曹魏的前兩任君主雖然自己在孝道的執行上往往有所瑕疵，但是他們依然會對恪守孝道之人青睞有加，更遑論自己都在嚴格履行孝道的曹叡了。而政府對於孝道的提倡，以及基於孝道對士人的選拔，使得即使在清談之風盛行的魏晉，中國文化還是沒有丟掉孝悌文化，這也為後來晉以孝為綱建立的家天下打下了基礎。不過司馬家內部對於孝悌的執行程度則淪為了千古笑談。
曹魏大司馬曹休
評價
魏晉時期是中華文化哲學大發展時期，繼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後，很少有文人如此熱衷於純粹的哲學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推行了幾百年的孝道此在時期出現了全新的解釋，以自己的情感為出發點，寄託情思，只要不做出違背人性的事，便足以成為盡孝的魏晉孝道，得以奉行。這種自然洒脫，能夠直抒胸臆的孝文化成為了封建時代中華文化的奇景。他們摒棄了繁文縟節的約束，卻沒有僭越人倫的界限。他們揭開了虛偽的禮教流程，用獨特的方式紀念自己摯愛的親人。這樣直率而不加掩飾的行為，可能也只有在魏晉時期方得一見。
而一直被詬病不遵守孝道的曹家子弟其實也有著對於孝道的堅守，而以孝治天下的司馬家倒是戴上了虛偽的面具，真性情與偽君子之間差的可能就是建安風骨中的那股風流氣韻吧。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魏略》、《資治通鑒》、《荀子》等
東西方文明的唯一一次交鋒，此戰甚少記錄，卻意義深遠
自秦始皇開始，中國開啟大一統模式，漢武帝時衛霍吊打匈奴，張騫出使，西域諸國見到了漢王朝的強大和富裕，紛紛來投，成為漢王朝的藩屬國，漢朝設西域都護府，派遣軍隊以維護帝國在西域及中亞地區的宗主權利和利益，自此以後西域及中亞這廣袤的土地成為中國的勢力範圍，隨著中國朝代更迭，西域也是時叛時降，歷代統治者無不想恢復中國對這塊土地的宗主權。
公元751年，大唐玄宗天寶十年七月，怛羅斯河，一場牽動著東西方兩大帝國的戰爭一觸即發。對峙雙方服飾迥異，語言不通，武器裝備亦大不相同，其中一方是一高仙芝為統帥的唐軍及拔汗那和葛邏祿僕從軍，唐軍本部以步兵為主，身穿明光鎧，手持長柄陌刀，橫向列於陣前，赫然是號稱「天下第一軍」的安西陌刀軍，另配有弓箭手、弩手、跳蕩兵，騎兵游弋兩翼，僕從軍負責外圍警戒；另一方則是剛剛建國的黑衣大食軍隊，而且是堪稱帝國支柱的呼羅珊軍團，高大的阿拉伯戰馬，鋒利的馬刀，犀利的弓箭，無不在宣告著他們的強大。這場戰爭進行五日之久，憑藉著武器和訓練優勢，唐軍稍站上風，可是就在第五天傍晚，葛邏祿僕從軍發生叛變，唐軍腹背受敵，最終潰不成軍，高仙芝率殘部退守安西。
怛羅斯之戰
時間回到一年前，大唐天寶九年，高仙芝奉命出軍，擊破親附吐蕃的車師國，俘虜其國王。這次艱難的遠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獲得了極大的聲譽，也標誌著唐朝在中亞的擴張達到了頂點。此時，大唐已經成為塔里木地區、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區的佔有人和塔什乾的宗主，他控制了帕米爾山谷地區，成了吐火羅地區，喀布爾和克什米爾的保護者，高仙芝儼然是大唐在中亞的總督。與此同時阿拉伯世界，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馬亞王朝，順利接收其政治遺產，而中亞地區一直是大食的勢力範圍，想要順利接手中亞地區，就必須擊敗大唐。反觀大唐要恢復蔥嶺外地區的宗主權，就必然要面對新興的阿拔斯王朝的挑戰，所以這一戰是不可避免的。
遺憾的是，大唐輸掉了這場戰爭，可是從政治角度來看，這只是兩大帝國邊境衝突引發的地區性的戰役，帕米爾高原成為兩國天然分界線，其對兩大帝國自身實力並未造成太大影響，大唐依然牢牢控制著西域，兩國外交關係也並未受到影響，戰後數十年內，阿拔斯王朝曾多次出使大唐；此戰唐朝也不能說一無所獲，十數年後，被俘的杜環回到大唐，並帶回了《經行記》，書中記錄了他遊歷中亞、西亞及地中海沿岸所見所聞，為大唐了解西方國家提供了資料，也為中外交流留下了記錄。
戰後，上萬的唐軍被大食俘虜，其中就有大量的工匠和知識分子，中國的造紙術就此傳到了阿拉伯，然後從中亞到西亞，再到歐洲，非洲，美洲，最後到澳洲；而且他們將大唐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傳到了阿拉伯世界，大唐深深地吸引了阿拉伯的商人和冒險家，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就將自己在大唐的見聞撰寫成書《蘇萊曼東遊記》，阿拉伯商人也將大唐的繁榮與富庶傳到了歐洲，馬可波羅在中國的見聞更驗證了這一說法，後來英國人就來了，法國人也來了，再後來八國聯軍就來了。
怛羅斯之戰後，阿拔斯王朝成為了中亞地區的實際控制者，阿拔斯王朝是以伊斯蘭教為中心的宗教國家，此後他們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有利於穆斯林的政策，加快了中亞地區的伊斯蘭化，一個又一個的國家、民族皈依伊斯蘭教，其中就有突厥人，突厥人更是慢慢成為了阿拉伯世界一支重要力量，再後來突厥人就不和阿拉伯人玩了，自己當家做主了；在大蒙古帝國時期，一部分蒙古人也被洗腦，妄圖將伊斯蘭全國化；沙皇時代，俄國勢力進入中亞，與伊斯蘭勢力廝殺，後來不得不接受、安撫。
可以說這一切都是自怛羅斯之戰造成的，歷史上對怛羅斯之戰記錄很少，可是如果論對世界以及中國的影響，可以說是影響深遠。
太平軍首戰八旗勁旅：2天解決戰鬥，全殲滿洲精銳4千餘人
1862年10月，忠王李秀成親率13位王爺20萬大軍，號稱60萬，從蘇南一路殺來。下溧水、克溧陽，越過秣陵關，直接殺向雨花台，與2萬遭受瘟疫折磨的清軍展開44天決戰，結果無功而返。雨花台戰役慘敗，天京被死死包圍，足以表明後期太平軍之戰鬥力，已經嚴重下滑。
後期太平軍戰力下滑，與李秀成盲目擴招軍隊，以及拜上帝教信仰之崩潰有很大關係。一支沒有嚴格訓練，又沒堅定意志力的軍隊，就是一支沒有靈魂的「雜牌軍」，不可能取得勝利。但是，前期太平軍不一樣，其戰鬥力、戰鬥意志，都超一流。首戰八旗勁旅：2天內解決戰鬥，全殲滿洲精銳4000餘人，就足以證明。
1644年4月，吳三桂打開山海關，聯合睿親王多爾袞吊打李自成，而後20萬八旗鐵騎浩浩蕩蕩殺入關內，參與逐鹿中原。此時的八旗，戰鬥力相當彪悍，其震懾力不容小覷。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李成棟等明軍降將，在前面拚命廝殺，八旗在後面壓陣，他們只能從命。
隨著佔領區擴大，八旗也要分散駐紮，其中南京、鎮江、揚州等江南城市是重點照顧對象，每座城市屯駐八旗兵4000左右。當然，隨著人口繁殖，八旗兵丁及其家屬成員，總計約有3萬餘人。此外，為了保證八旗之純潔，他們不與漢人住一起，而是住在內城，俗稱滿城。
區區4千兵馬，就可以震懾一座城市，讓明朝降將不敢有異心。可知，八旗震懾力還是很可以，大夥都很畏懼他們。但是，太平軍不一樣，擊殺「清妖」，是他們的使命。
1853年3月19日，林鳳祥、吉文元在儀鳳門爆破成功，300「敢死隊」殺入南京城，與清軍血戰廝殺。接著，李開芳、黃益芸在水西門爆破成功，率2000精兵沖入城內，追著綠營兵吊打，兩江總督陸建瀛被斬殺。
陸建瀛被斬殺，綠營兵潰散，紛紛往滿城跑。此時，江寧將軍祥厚、都統霍隆武等滿洲貴胄，再也不顧「滿漢分離」政策，放4000綠營兵入城，協助八旗兵防守內城，試圖負隅頑抗，垂死掙扎。
隨著綠營兵加入，守衛滿城的兵力達8000餘人，包括家屬在內，滿城總計有4萬人。不過，外城已經被攻陷，滿城完全處在太平軍包圍之中，陷落也是遲早的事。祥厚、霍隆武堅持抵抗，壓根就沒啥意義。因為，就算不攻城，都可以餓死他們。
祥厚、霍隆武堅守滿城，有三個原因。首先，對八旗兵自信，認為他們在危難之際會同祖先一樣，爆發出驚人之戰鬥力。再則，城外戰鬥尚未開始，他們已經將南京的糧食、彈藥、槍支、火炮等戰略物資運到內城，隨時準備抵抗。最後，楊秀清下達命令：「殺盡滿妖」，他們沒有投降之餘地。
為守衛滿城，祥厚也是豁出去了。除兵丁上城防守，城內所有旗人婦女、兒童、老人，也要武裝起來，上陣抵禦太平軍。當然，祥厚也很「厚道」，他打開了武器庫，給這些婦女、兒童、老者發放槍支、彈藥。
如此一來，滿城成為一座軍營，全民皆兵，準備迎戰太平軍。楊秀清呢？自然也是乘勝作戰，直接攻打滿城，準備一舉殲滅他們，完全佔了南京。
19日上午，朱錫琨率1000廣西老兵攻打朝陽門，並親自指揮戰鬥。無奈，八旗兵丁利用火炮、槍支還擊，太平軍傳統的「雲梯戰術」行不通，還沒靠近城牆就被打了回來。當然，這只是試探性進攻，目的是摸清清軍防禦情況。
接著，楊秀清下令圍繞滿城構築炮兵陣地，利用火炮轟擊內城，晝夜不息，與清軍打消耗戰，消耗旗兵的彈藥、精力。祥厚、霍隆武害怕滿城被攻破，也讓清軍發炮還擊，抵禦朝陽門、正陽門太平軍林鳳祥、李開芳部。
20日，楊秀清親臨前線指揮，林鳳祥、李開芳等悍將在火炮掩護下，率數千兵馬拿著雲梯，攀登上城，準備奪取滿城。眼看太平軍殺來，祥厚讓全部人馬上城防守；婦女、兒童也參戰，她們朝著城下施放槍炮，投擲石塊，利用長槍猛刺雲梯上的太平軍。
連續發動五次進攻，林鳳祥、李開芳都沒能登上城牆，所部廣西老兵陣亡1000餘人，比攻打南京外城時還要多。要知道，廣西老兵是太平天國發家之資本，過度損失，會對軍政大局造成及其惡劣之影響。所以，楊秀清只好讓林、李二將扯下來，去淮清橋以西駐守，休整。
廣西老兵撤下來後，新兵隨機加入戰鬥。但是，楊秀清不再強硬攻堅，而是玩起了「車輪戰」，士兵一撥撥架設雲梯準備攀登城牆，而後又撤回來；炮擊則從未停止，不讓八旗、綠營有休息之時間。如此，八旗士兵疲憊不堪，有些甚至「力盡氣竭而死」，活活累死。
炮火猛烈轟擊下，八旗兵馬死傷慘重，祥厚、霍隆武下令休息，但綠營漢兵則沒有得到休整，而是繼續與太平軍作戰。如此，綠營兵鬧事，準備暴動，祥厚只好改變命令：旗人繼續作戰，不許一人下城，婦女、兒童做飯，送上城牆。
旗人繼續負隅頑抗，楊秀清只能來大招：「准旗人拜降」，並暫緩攻城，給他們一條生路。但是，祥厚拒絕了，他強迫八旗、綠營作戰，發誓要與滿城共存亡。可惜，連續戰鬥兩天，八旗實在是不行了，他們已經失去了抵抗意志；綠營兵更是，本就不滿意祥厚歧視漢人，如今更是鬧著投降。
八旗不投降，楊秀清收回命令，繼續開炮攻城。此時，八旗不再拚命抵抗，綠營則乾脆不上城防守，太平軍順利拿下滿城。接著，太平軍沖入內城，遇到旗人則砍殺。如此，八旗為了活命，再次爆發戰鬥力，與太平軍進行巷戰。
祥厚、霍隆武等也操刀上陣，與太平軍搏殺，可無濟於事。祥厚被逼到角落，無路可退，只好自刎而死；霍隆武戰馬受重傷，下馬繼續作戰，被太平軍用長槍刺中，成為刺蝟，就此陣亡。
祥厚、霍隆武已經陣亡，綠營兵紛紛舉手投降，八旗兵則頑抗到底，給太平軍極大殺傷。此時，楊秀清下令，「擒得旗人者，賞銀五兩」。如此，城內外居民大受鼓舞，紛紛操刀跑來助戰，城內4000八旗兵丁全部被殺。其餘家屬，大多被俘虜，編入各營，充當雜役、苦役。
此次戰鬥，僅僅持續2天，太平軍就全殲4000八旗勁旅，完全奪取滿城，其戰鬥力可見一斑。曾幾何時，豫親王多鐸率1萬八旗南下，揚州、南京等城市深受其苦。此時，主角換成太平軍，八旗威風不再。
參考書目：《太平天國戰爭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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